《公约》第18条规定了宗教自由权的内容。

后世的模仿者尽管可能在制度形式上借鉴美国模式，但一般都会采用成文宪法明确条款的形式来强化司法审查的正当性。山东省高院认为本案存在法律适用上的疑难：侵权行为发生时的《民法通则》并未直接规定受教育权，1986年的《义务教育法》又因为齐玉苓的中专教育超出了义务教育范围而不能适用，可适用于中专教育的《教育法》1995年才开始实施，只有《宪法》第46条第1款直接规定了受教育权，成为该案裁判唯一的规范依据。

（4）司法审查制度的现状是普通法院的分散审查和专门法庭的集中审查并存。9、法院的权力应扩展至与宪法相关的所有争议。施米特首先指出：根据魏玛宪法所构成的实证法，由全体人民选出的帝国总统所具有之地位，唯有藉助一种关于中立性、斡旋性、规制性与持存性权力，并且更进一步开展的学说，才有可能被建构出来。由此观之，凯尔森尽管批评了施米特调用贡斯当之中立性权力学说的不良动机和理论歪曲，但在护宪机构的设计上却沿用了中立性权力的思路，在常规国家权力之外创设新的权力机构。在贡斯当看来，新王权是一种超脱于三权的调节性权力，其核心功能在于监督三权各负其责，维持宪法秩序的平衡，这显然构成了欧陆违宪审查的一个重要面向。

或者抛开法律，适用宪法。马歇尔的论证是从纯粹的个案逻辑而非宪法文本出发的。前文已述，两岸是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在现阶段的选择，目的是使大陆和台湾在两岸的定位下，就包括政治关系定位在内的政治问题先谈起来。

由于两国模式主张台独，不符合两岸关系的现实，也与两岸主流观点相背离，因而不可能为两岸所共同接受。在邓小平同志作出上述表态后，除在个别场合，大陆方面一般都不再用中央对地方模式来定位政治关系。第二，大陆和台湾之间是否具有对等关系。阶段性的谈判将产生阶段性的成果。

（二）中央对地方中央对地方是大陆方面在1979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主张的政治关系定位模式。但是，将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进行议题化和阶段化处理，并非意味着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政治关系可能被定位为两国，或其他台独模式。

对两岸的正确解释，应是在一国框架内的解释。第五条提出台湾当局及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大陆和台湾分别提出过合法政府对叛乱团体、中央对地方、两党、两区、两府、两体和两国等定位模式，但都没有为大陆和台湾所共同接受。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曾提出通过国共第三次合作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3}。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对政治关系定位议题化和阶段化的底线，任何经过两岸务实探讨形成的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的阶段性定位模式，都必须符合一个中国原则，而不能与之相违背。因此，大陆和台湾有关政治关系定位的谈判，亦将体现出阶段性的特征。两府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将两岸作为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体现了对政治关系定位阶段性的解决方式。

第三阶段为2005年后，在此阶段，大陆主张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台湾主张一边一国，折中的结果是大陆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张。作为政治概念的两岸通常有两种用法：其一，人们将两岸作为政治概念使用时，并不是严格地指称地理上的台湾海峡两岸，因为台湾地区并非仅包括台湾海峡一侧的台湾岛，还包括澎湖、金门和马祖三个岛屿，而这三个岛屿虽在地理上属于大陆一侧，但在政治上是属于台湾一侧的。

第一，胡锦涛同志指出，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这就为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奠定了基础。两岸一词的出现，本身就表征着两岸关系从不接触状态向接触状态的转变。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提出所谓两国论，在理论上抛弃了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一国两体的主张。（一）政治对立论的解读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以下简称胡六点）中，对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进行了新的阐述。这是因为，大陆与台湾在两岸互不接触的状态下，已经被高度意识形态化，政治性极强的两党、双方等词语，已经足以概括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两岸自然也没有出现的必要和可能。两岸亦被载入大陆和台湾的有关法律，成为一个法律概念。用两岸来定位现阶段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就是利用了两岸在含义上的模糊性，从事实角度，而且仅仅从事实角度对大陆和台湾间的政治对立关系进行描述，回避可能激化两岸政治对立关系的其他模式，因而只是一种策略上的考量，并非是用两岸代替一国。我们所称的两岸，是一国框架内的两岸。

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是两岸关系深入发展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前文已述，大陆和台湾在政治关系定位层面采取暂时搁置的态度，而通过海协会和海基会两个授权团体进行事务性交流，从而形成两岸事务性交流中的两会关系。

大陆方面的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从上文的整理可知，大陆和台湾在政治关系定位模式上的争议主要有二：第一，是否承认中华民国或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根据胡锦涛同志的论述，大陆和台湾应该把握政治对立这一实质，以结束政治对立为标准，妥善、合理地确定大陆和台湾能共同接受的政治关系定位模式。将两岸作为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模式，可以给大陆和台湾各自表述的空间，从而将当前对一个中国的各自表述，策略性地转换为对两岸的各自表述，更进一步地降低政治关系定位的敏感性。

透过两岸模式，与国家、政府、实体等有关的政治问题都被议题化，由大陆和台湾通过谈判和协商的方式分阶段加以解决。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央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一套，台湾回归后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时可以享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1}。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商谈的呼吁，这标志着大陆正式改变台湾当局是叛乱团体的定位，并已隐然将台湾当局视为一个地方政府。1999年后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上述结论。

两岸也是一个具有足够解释空间的定位模式。通过阶段化的处理，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敏感性在被议题化降低后，再次被降低，大陆和台湾之间因政治关系定位激化政治对立的可能性也会随之降低。

但是，作为法律概念的两岸又与作为政治概念的两岸有所不同。第一，一国是正确解释两岸的框架，两岸是对一国内政治对立关系的事实描述。

（二）两岸作为现阶段政治关系定位模式的可行性将两岸作为现阶段政治关系定位的模式，亦即将大陆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定位为两岸关系，进而将两岸作为大陆和台湾开展政治交流的主体，并不是我们的臆想，而是对大陆和台湾交往实践的总结。在过去几十年间，两岸一词的形成及其在语义上的变化，折射着两岸关系的变化。

考虑到两岸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我们认为，作为地理概念的两岸可以作为现阶段大陆和台湾政治关系定位的模式。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一国两体的核心思想是两岸对等，其意在通过两岸对等的建构，防止台湾被大陆地方化、矮化。由此可见，两岸在台湾问题的论域内，已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涵的概念：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两岸承载着人们对两岸关系过去的认知。考察大陆和台湾在政治关系定位方面的实践，去政治化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

由于大陆和台湾在事务性交流中有着不涉及政治问题的默契，因此，将两岸作为现阶段政治关系的定位模式，并不影响大陆和台湾在事务性交流中已经比较成熟的两会模式。{7} 两岸的形成同欧洲含义的变迁一样，为拉哈的观点提供了注解。

由于大陆和台湾存在国家和主权等高度敏感的政治争议，两岸目前尚未形成关于政治关系定位的共识。第三，两岸和两会是大陆和台湾在不同层次上对两岸关系的定位模式，但在两岸模式下，两会亦可作为大陆和台湾政治交流的渠道。

2006年2月，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也在制度上抛弃了一国两区、一国两府、一国两体。第二，胡锦涛同志指出，两岸复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这就确定了大陆和台湾解决政治关系定位问题的标准。